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陆辞并未浮夸地终日以泪洗面，也不曾大肆操办丧事，更未仗着自己身份广发帖子，邀请友人或是当地官员前来。
他知晓娘亲并未言明的心意，在购置一副杂木所制的棺木，再将父亲那少得可怜的几件遗物放入其中作为陪葬品，最后选了一处依山傍水，山灵水秀之地进行埋葬，便是如此了。
不管是民间好讲究的纸质明器，还是请些僧侣或葬师做功德的迷信风气，或是出殡时的吹拉弹唱、用乐‘娱尸’的做法，他皆是半点未沾。
唯一称得上高调的做法，便是在选定埋葬娘亲棺木的那片城郊之地后，他设法接触了其所在的那处庄园的主人，将这庄园买了下来。
这庄园规模并不算大，原来的主人家早已迁去别处，只留一些远亲在这暂住，替他打理之余，也一直在物色买家。
陆辞给的价钱合适，卖家也极爽快，在连夜赶回随州签了契书后，又去官府落了花押，一式三份，很是顺畅。
唯有经手此事的那名小吏，盯着契书上的‘陆辞’花押，有那么一阵的愣神。
他半惊半疑地抬起眼来，偷偷瞟了正与卖家闲聊、身着麻布丧衣、披散着右侧长发的这年轻郎君那赏心悦目的侧脸，心里浮现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来。
……不可能吧。
他心不在焉地忙着手底的事，心思却飘到了别处去。
……那位陆姓大员，分明是密州人啊，据说回京任职去了，怎么可能来他们这随州？
在一切尘埃落定后，陆辞才有闲暇，在这新购置的庄园里处理一些在他眼里，属于较为‘次要’的事：先上书朝廷，请求服丧三年；再去信柳七，再次反复叮嘱，令他务必对还在秦州的狄青等人对此事只字不提；接着对密州城中、对他予以极大关怀和帮助的钟元表达谢意，将近来发生之事简单告知；再象征性地告知了杭州的外祖一家……
作者有话要说：注释：
1.关于客邸对路上病人的照看义务，之前应该列过，但亲们可能忘了，就再列一次。
人在旅途，往往孤单无援。为保护旅客安全，宋政府出台了对邸店的管理条例。其中有一条读来特别有温情：“客旅不安，不得起遣。仰立便告报耆壮，唤就近医人看理，限当日内具病状申县照会。如或耆壮于道路间抬舁病人于店中安泊，亦须如法照顾，不管失所，候较损日，同耆壮将领赴县出头，以凭支给钱物与店户、医人等。”意思是说，宋政府规定，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，不得借故赶他离店，而是要告诉当地“耆壮”（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），并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，且在当日报告县衙。如果当地人发现路有病人，抬至旅店，旅店也不得拒绝，还是按照程序请医生、报告官府。等病人病情稍轻时，店家便可以同“耆壮”一同到县衙结算，按照所花费的开支报销医药费、饮食费等。
这一条例收录在宋人李元弼的《作邑自箴》中。（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）
2.丧礼
宋时已讲究薄葬。
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厚葬。“丧葬令”规定棺槨内不得安放金宝珠玉，不准用石板作为棺槨和建造墓室。对墓田的面积和坟的高度、石兽和明器的数量等，都一一依照官员的品级进行限制。一般士大夫也提倡薄葬，使薄葬成为风气。仁宗时，翰林学士承旨宋祁撰《治戒》篇授其子，提出他身后应三日敛，三月葬，不为流俗阴阳拘忌；棺用杂木做成，不要将金、铜杂物放在墓内；墓上植五棵柏树，坟高三尺，不要用石翁仲和石兽。一些士大夫建墓，不用砖头，只用石灰和筛土夯实，避免将来被村民发掘而盗取砖头出卖。
这里插播一道盗墓的缺德鬼的事：宰相晏殊和张耆死后，都葬在许州阳翟（治今河南禹县），相距数里。有人先盗张耆墓，从中得到金宝珠玉甚多，遂完其棺槨而去。后来盗晏殊墓，所得仅木胎金裹带一条和金数两，明器都是陶制品，颇为失望，遂用刀斧劈碎遗骨。这件事使有些人以为张耆因“厚葬完躯”，而晏殊因“薄葬碎骨”，是“俭葬之害”。
3.纸钱
宋朝民间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已普遍使用纸钱和纸制明器。北宋初，在福州的东岳行宫，人们都用纸钱去祭神祈福。当时人描写，纸钱数量之多好似“飞雪”，最后把纸钱焚烧掉。
4.关于土葬和火葬
土葬和火葬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葬法。从宋初开始，火葬逐渐流行。太祖建国伊始，曾下诏“禁民以火葬”，但收效不大。河东路百姓因为“地狭人众，虽至亲之丧，悉皆焚弃”。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，病死任上，子孙火焚其柩，收集骨殖带回故里安葬。朝廷规定军人出戍，死后允许火葬，将骨灰运回。又规定郊坛三里以外，“方得烧人”。二程认为国家对火葬实际上是“明立条贯，原不为禁”。所以，民间把火葬看成合乎礼法，“虽孝子慈孙，亦不以为异”。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钱的优点，加上朝廷允许一般百姓这样安葬，因此，到南渡后，更加盛行。
不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接受火葬（只有少数士大夫赞同火葬）。一位宋代士大夫对火葬的习俗感到不可理解：“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，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，死则播爇而捐弃之，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？”认为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。所以他建议，“方今火葬之惨，日益炽甚，事关风化，理宜禁止。”我对宋代政府与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，并不支持，南宋时也有人反对火葬禁令，如写《吹剑录》的俞文豹便质疑火葬之禁：“今京城内外，物故者日以百计。若非火化，何所葬埋？”
事实上，宋朝政府对火葬的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。民间火葬之风，可谓屡禁不止。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员提出：“既葬理未有处所，而行火化之禁，恐非人情所安。”并建议“除豪富氏族申严禁止外，贫下之民共客旅远方之人，若有死亡，姑从其便”。此建议得到宋高宗的批准。这是宋政府对火葬的让步，允许一部分人选择何种葬礼，听其自便。
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，宋朝官员的另一种做法则表现得非常明智，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，那就是在官地中划出一块“义地”，建成公墓，收葬贫民；或者设立公益性火葬场，助贫家火化。让贫无葬地之民得以葬亲——不管是土葬，还是火葬。
值得一说的，还有宋政府在诸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——“漏泽园”。宋代漏泽园有一套顾全逝者尊严的制度：免费收葬贫穷无葬身之地的逝者和无主的遗骸；坟墓统一规格，约八尺见方，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、籍贯、生辰、安葬日期，有亲属信息的，也刻于砖上，作为标记；没有棺木的逝者，政府给予棺木收殓；贫困家庭若有亲人去世，也可主动申请安葬于漏泽园，政府将安排一块九尺见方的墓地——当然，不用收费；漏泽园还设有房屋，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。
宋政府又聘请有德僧人来主持、管理漏泽园，如南宋时，仁和、钱塘两县有“漏泽园一十二所”，“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，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、米一石。瘗及二百人，官府察明，申朝家给赐紫衣、师号赏之”。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：每月五贯钱、一石米。每收葬满二百人，可得到请赐紫衣、师号的奖励。
那么宋政府为漏泽园的福利事业投入了多少钱？宋真宗时，每收葬一名死者，政府需要花费六百文钱，包括棺木的费用；宋神宗时，要两千文；到南宋高宗时，大约是三千文。全国各地漏泽园的经费加起来，数目应该非常大。为了让国民在离开人世之后，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安葬，宋政府愿意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，这，便是文明的一种表现。（《生活在宋朝》第四辑）
5.受佛道二门的迷信做法
丧葬仪礼还受到佛、道二教和民间其他迷信的很深影响。主要表现在七七日和百日、周年之说，择日和择地安葬，做道场等功德，穿孝服，居丧饮食等方面。佛教编造人间和阴间、天堂和地狱的故事，说人死后，每遇第七天，其魂必经一次阴司，受许多苦。由头七、二七，一直到七七即过完最后一次阴司，称“断七”。然后有百日、三周年，都要经过一次阴司。百姓出于孝心和爱心，以及迷信无知，便在父母等亡故后，请僧徒做道场或水陆大会、打醮，写经造像，修建塔庙，称“做功德”。做完功德，又做羹饭，称“七次羹饭”。据说，这样便可弥补亡人的罪过，使之脱离地狱之苦，升入天堂，享受种种快乐；否则，永远打入地狱，受尽锉烧舂磨的痛苦，不得超生。道教原来只讲清净自然，没有地狱天堂之说，但见佛教僧侣获利，也加以仿效，编造了“送魂登天，代天肆赦，鼎釜油煎，谓之炼度；交梨火枣，用以为修”的说法，其中“可笑者甚多”[注释]。于是民间遇到丧事，请僧侣和道士念经、设斋、打醮、做佛事等，便成为习惯，鲜以为怪。
百姓还相信阴阳先生或“葬师”的话，人死后，安葬既择年月日时，又相信风水形势，认为日后子孙是否富贵贤寿或贫贱愚夭，全部靠此。所以，世俗多将棺柩寄放僧寺，无人看守，往往因为年月不利，拖延几十年不葬，甚至终身、数世不葬，不免被他人抛弃，或被盗贼所发，或遭水火漂焚。还有一些人家因为离卜葬的日期还远，又不愿出殡置之费，多停柩在家，以致将家中各种杂物放在棺上，就像使用几案一样。
6.丧乐
在丧葬过程中，民间已习惯“用乐”即聘请乐队奏乐。初丧时，奏乐“娱尸”。出殡时，仪仗队由“美少年、长指甲”的僧侣敲打着从少数民族传来的花钹、花鼓槌在前引导，与丧者家属的号哭声前后呼应。宋初，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丧葬时用乐和僧徒仪仗前引，但收效甚微。南宋时，临安府居民在修设道场时，普遍用“瑜伽法事”，整天敲击鼓、钹。同时，民间在居丧期间，照样饮酒吃肉，还互相宴请，鲜以为怪。
7.丧服和披发
子孙的孝服，在五代刘岳撰《书仪》时，规定五服（即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，以亲疏为等差）都穿布衣，衣裳制度大略相同，这还接近“古礼”。到宋朝，由于“世俗多忌讳”，除非儿子为父母，媳妇为公婆，妻子为丈夫，小妻（妾）为丈夫，无人穿着麻布做的衣服。不然，丧家的尊长不同意，众人也会讥诮。当时还习惯遇到至亲丧事时，要披头散发表示哀悼。按照“古礼”，应披散全部头发。宋太宗死后，真宗“散发号擗（分裂）”。“有司定散发之礼”，仅皇太后“全披发”即披散全部头发，皇帝和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县主、诸王夫人、六宫内人皆“左被发”即披散左边的头发。民间则习惯为父亲只披散左边的头发，为母亲披散右边的头发，为公公披散后面左边的头发，为婆婆披散后面右边的头发。这比前代要复杂得多。
（以上都出自《两宋文化史》第八章，宋朝的礼制和宗法）
他知晓娘亲并未言明的心意，在购置一副杂木所制的棺木，再将父亲那少得可怜的几件遗物放入其中作为陪葬品，最后选了一处依山傍水，山灵水秀之地进行埋葬，便是如此了。
不管是民间好讲究的纸质明器，还是请些僧侣或葬师做功德的迷信风气，或是出殡时的吹拉弹唱、用乐‘娱尸’的做法，他皆是半点未沾。
唯一称得上高调的做法，便是在选定埋葬娘亲棺木的那片城郊之地后，他设法接触了其所在的那处庄园的主人，将这庄园买了下来。
这庄园规模并不算大，原来的主人家早已迁去别处，只留一些远亲在这暂住，替他打理之余，也一直在物色买家。
陆辞给的价钱合适，卖家也极爽快，在连夜赶回随州签了契书后，又去官府落了花押，一式三份，很是顺畅。
唯有经手此事的那名小吏，盯着契书上的‘陆辞’花押，有那么一阵的愣神。
他半惊半疑地抬起眼来，偷偷瞟了正与卖家闲聊、身着麻布丧衣、披散着右侧长发的这年轻郎君那赏心悦目的侧脸，心里浮现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来。
……不可能吧。
他心不在焉地忙着手底的事，心思却飘到了别处去。
……那位陆姓大员，分明是密州人啊，据说回京任职去了，怎么可能来他们这随州？
在一切尘埃落定后，陆辞才有闲暇，在这新购置的庄园里处理一些在他眼里，属于较为‘次要’的事：先上书朝廷，请求服丧三年；再去信柳七，再次反复叮嘱，令他务必对还在秦州的狄青等人对此事只字不提；接着对密州城中、对他予以极大关怀和帮助的钟元表达谢意，将近来发生之事简单告知；再象征性地告知了杭州的外祖一家……
作者有话要说：注释：
1.关于客邸对路上病人的照看义务，之前应该列过，但亲们可能忘了，就再列一次。
人在旅途，往往孤单无援。为保护旅客安全，宋政府出台了对邸店的管理条例。其中有一条读来特别有温情：“客旅不安，不得起遣。仰立便告报耆壮，唤就近医人看理，限当日内具病状申县照会。如或耆壮于道路间抬舁病人于店中安泊，亦须如法照顾，不管失所，候较损日，同耆壮将领赴县出头，以凭支给钱物与店户、医人等。”意思是说，宋政府规定，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，不得借故赶他离店，而是要告诉当地“耆壮”（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），并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，且在当日报告县衙。如果当地人发现路有病人，抬至旅店，旅店也不得拒绝，还是按照程序请医生、报告官府。等病人病情稍轻时，店家便可以同“耆壮”一同到县衙结算，按照所花费的开支报销医药费、饮食费等。
这一条例收录在宋人李元弼的《作邑自箴》中。（《宋：现代的拂晓时辰》）
2.丧礼
宋时已讲究薄葬。
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厚葬。“丧葬令”规定棺槨内不得安放金宝珠玉，不准用石板作为棺槨和建造墓室。对墓田的面积和坟的高度、石兽和明器的数量等，都一一依照官员的品级进行限制。一般士大夫也提倡薄葬，使薄葬成为风气。仁宗时，翰林学士承旨宋祁撰《治戒》篇授其子，提出他身后应三日敛，三月葬，不为流俗阴阳拘忌；棺用杂木做成，不要将金、铜杂物放在墓内；墓上植五棵柏树，坟高三尺，不要用石翁仲和石兽。一些士大夫建墓，不用砖头，只用石灰和筛土夯实，避免将来被村民发掘而盗取砖头出卖。
这里插播一道盗墓的缺德鬼的事：宰相晏殊和张耆死后，都葬在许州阳翟（治今河南禹县），相距数里。有人先盗张耆墓，从中得到金宝珠玉甚多，遂完其棺槨而去。后来盗晏殊墓，所得仅木胎金裹带一条和金数两，明器都是陶制品，颇为失望，遂用刀斧劈碎遗骨。这件事使有些人以为张耆因“厚葬完躯”，而晏殊因“薄葬碎骨”，是“俭葬之害”。
3.纸钱
宋朝民间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已普遍使用纸钱和纸制明器。北宋初，在福州的东岳行宫，人们都用纸钱去祭神祈福。当时人描写，纸钱数量之多好似“飞雪”，最后把纸钱焚烧掉。
4.关于土葬和火葬
土葬和火葬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葬法。从宋初开始，火葬逐渐流行。太祖建国伊始，曾下诏“禁民以火葬”，但收效不大。河东路百姓因为“地狭人众，虽至亲之丧，悉皆焚弃”。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，病死任上，子孙火焚其柩，收集骨殖带回故里安葬。朝廷规定军人出戍，死后允许火葬，将骨灰运回。又规定郊坛三里以外，“方得烧人”。二程认为国家对火葬实际上是“明立条贯，原不为禁”。所以，民间把火葬看成合乎礼法，“虽孝子慈孙，亦不以为异”。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钱的优点，加上朝廷允许一般百姓这样安葬，因此，到南渡后，更加盛行。
不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接受火葬（只有少数士大夫赞同火葬）。一位宋代士大夫对火葬的习俗感到不可理解：“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，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，死则播爇而捐弃之，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？”认为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。所以他建议，“方今火葬之惨，日益炽甚，事关风化，理宜禁止。”我对宋代政府与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，并不支持，南宋时也有人反对火葬禁令，如写《吹剑录》的俞文豹便质疑火葬之禁：“今京城内外，物故者日以百计。若非火化，何所葬埋？”
事实上，宋朝政府对火葬的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。民间火葬之风，可谓屡禁不止。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员提出：“既葬理未有处所，而行火化之禁，恐非人情所安。”并建议“除豪富氏族申严禁止外，贫下之民共客旅远方之人，若有死亡，姑从其便”。此建议得到宋高宗的批准。这是宋政府对火葬的让步，允许一部分人选择何种葬礼，听其自便。
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，宋朝官员的另一种做法则表现得非常明智，又富有人道主义精神，那就是在官地中划出一块“义地”，建成公墓，收葬贫民；或者设立公益性火葬场，助贫家火化。让贫无葬地之民得以葬亲——不管是土葬，还是火葬。
值得一说的，还有宋政府在诸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——“漏泽园”。宋代漏泽园有一套顾全逝者尊严的制度：免费收葬贫穷无葬身之地的逝者和无主的遗骸；坟墓统一规格，约八尺见方，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姓名、籍贯、生辰、安葬日期，有亲属信息的，也刻于砖上，作为标记；没有棺木的逝者，政府给予棺木收殓；贫困家庭若有亲人去世，也可主动申请安葬于漏泽园，政府将安排一块九尺见方的墓地——当然，不用收费；漏泽园还设有房屋，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。
宋政府又聘请有德僧人来主持、管理漏泽园，如南宋时，仁和、钱塘两县有“漏泽园一十二所”，“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，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、米一石。瘗及二百人，官府察明，申朝家给赐紫衣、师号赏之”。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：每月五贯钱、一石米。每收葬满二百人，可得到请赐紫衣、师号的奖励。
那么宋政府为漏泽园的福利事业投入了多少钱？宋真宗时，每收葬一名死者，政府需要花费六百文钱，包括棺木的费用；宋神宗时，要两千文；到南宋高宗时，大约是三千文。全国各地漏泽园的经费加起来，数目应该非常大。为了让国民在离开人世之后，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安葬，宋政府愿意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，这，便是文明的一种表现。（《生活在宋朝》第四辑）
5.受佛道二门的迷信做法
丧葬仪礼还受到佛、道二教和民间其他迷信的很深影响。主要表现在七七日和百日、周年之说，择日和择地安葬，做道场等功德，穿孝服，居丧饮食等方面。佛教编造人间和阴间、天堂和地狱的故事，说人死后，每遇第七天，其魂必经一次阴司，受许多苦。由头七、二七，一直到七七即过完最后一次阴司，称“断七”。然后有百日、三周年，都要经过一次阴司。百姓出于孝心和爱心，以及迷信无知，便在父母等亡故后，请僧徒做道场或水陆大会、打醮，写经造像，修建塔庙，称“做功德”。做完功德，又做羹饭，称“七次羹饭”。据说，这样便可弥补亡人的罪过，使之脱离地狱之苦，升入天堂，享受种种快乐；否则，永远打入地狱，受尽锉烧舂磨的痛苦，不得超生。道教原来只讲清净自然，没有地狱天堂之说，但见佛教僧侣获利，也加以仿效，编造了“送魂登天，代天肆赦，鼎釜油煎，谓之炼度；交梨火枣，用以为修”的说法，其中“可笑者甚多”[注释]。于是民间遇到丧事，请僧侣和道士念经、设斋、打醮、做佛事等，便成为习惯，鲜以为怪。
百姓还相信阴阳先生或“葬师”的话，人死后，安葬既择年月日时，又相信风水形势，认为日后子孙是否富贵贤寿或贫贱愚夭，全部靠此。所以，世俗多将棺柩寄放僧寺，无人看守，往往因为年月不利，拖延几十年不葬，甚至终身、数世不葬，不免被他人抛弃，或被盗贼所发，或遭水火漂焚。还有一些人家因为离卜葬的日期还远，又不愿出殡置之费，多停柩在家，以致将家中各种杂物放在棺上，就像使用几案一样。
6.丧乐
在丧葬过程中，民间已习惯“用乐”即聘请乐队奏乐。初丧时，奏乐“娱尸”。出殡时，仪仗队由“美少年、长指甲”的僧侣敲打着从少数民族传来的花钹、花鼓槌在前引导，与丧者家属的号哭声前后呼应。宋初，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丧葬时用乐和僧徒仪仗前引，但收效甚微。南宋时，临安府居民在修设道场时，普遍用“瑜伽法事”，整天敲击鼓、钹。同时，民间在居丧期间，照样饮酒吃肉，还互相宴请，鲜以为怪。
7.丧服和披发
子孙的孝服，在五代刘岳撰《书仪》时，规定五服（即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，以亲疏为等差）都穿布衣，衣裳制度大略相同，这还接近“古礼”。到宋朝，由于“世俗多忌讳”，除非儿子为父母，媳妇为公婆，妻子为丈夫，小妻（妾）为丈夫，无人穿着麻布做的衣服。不然，丧家的尊长不同意，众人也会讥诮。当时还习惯遇到至亲丧事时，要披头散发表示哀悼。按照“古礼”，应披散全部头发。宋太宗死后，真宗“散发号擗（分裂）”。“有司定散发之礼”，仅皇太后“全披发”即披散全部头发，皇帝和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县主、诸王夫人、六宫内人皆“左被发”即披散左边的头发。民间则习惯为父亲只披散左边的头发，为母亲披散右边的头发，为公公披散后面左边的头发，为婆婆披散后面右边的头发。这比前代要复杂得多。
（以上都出自《两宋文化史》第八章，宋朝的礼制和宗法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