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消彼长的趋势,倘若长久以往,可谓不堪设想!
    单富国而不强兵,与稚童怀抱赤金行走于闹市无异,怎除极个别的强硬主战派外,朝中本最不该缺的,就是有学之士,竟都为这短暂的喘息时光而额手相庆,非但不怒发冲冠、目眦尽裂,倒引为莫大胜利了?
    朱说沉色道:“诚如王相公所言,‘城下之盟,《春秋》耻之。澶渊之举,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,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!’”
    “确确是奇耻大辱!”柳七说到激动处,不由拍案而起,义愤填膺道:“因那日开此先河,诸敌皆知我宋好欺,连区区党项,亦以投契相挟,年卷万两白银,万匹绢布而去。朝中只知养兵,而不管练兵,各官腐败、借官家财富做生意与民争富、中饱私囊者数不胜数。如不尽快做出决策,又如何长久?”
    听着二个小青年的慷慨陈词,陆辞只沉默地喝了口茶。
    朱说与柳七所说一点不错,他的宋史记得的虽不多了,但对那屈辱的花钱买和平,还是颇有印象的。
    更知道这和平哪怕想买,也买不久。
    强势崛起的外族,在明知宋人富庶的情况下,凭什么让他们每年乖乖等着部分奉上,而不亲自去把全部取来呢?
    而在侵略势力与大宋翻脸之前,大宋已先撑不住了。
    最初是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,不得不仓促下进行变法改革,而改革亦进行不顺,加上天灾人祸,最后外敌趁虚而入,就一败涂地,不得不越退越南。
    最后以杭州为都城,南宋再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,还是不可避免地覆灭了。
    但陆辞也不认为,朝中就真是一群睁眼瞎,只顾眼前的短暂和平,而不顾长远的发展。
    问题怕还是出在皇帝身上。
    如今在位的官家,可没有他父亲和伯父的霸气,早前辽军的来势汹汹,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,差点南迁了。
    若非宰相寇准是个有胆色魄力的,连官家也敢‘挟持’,逼他上了前线稳定军心,北宋怕就几年前就被人一端到底了。
    宋太祖是有心进取,好战而战不赢,无奈退居防守,他的这位继承人,则是被吓破了胆,能打时都宁可不打,而是掏钱买和平。
    和平既能买来,又何必劳民伤财,冒风险去打呢?
    重兵戎边的庞大开销,可比‘赠送’给辽以换取退兵的岁贡,要轻上不少了。
    至于扩充军队,能给官家带来一些安全感,当然要办;可一旦涉及练兵,就得授予武将稳定的军权,他又不乐意。
    老赵家的黄袍加身,不正是源于兵权在握么。既知兵权如此重要,他们自会有意一削再削,毕竟国家的强盛,甚至土地的完整,统统都比不上赵家统治的稳固来得重要。
    朝臣各个都是人精,想必是看出这点,才清一色地赞同议和的。
    而非是柳七他们所以为的全那般有眼无珠,短视得看不到要命处。
    陆辞正因知道它自源头起就堪称无解,才一早就冷静得很,根本没想过去撞那救国救民的南墙,或是妄想去干预历史的进展。
    他暗叹一声,给讨论得口干唇燥的二人各倒了一杯热汤,便捧书继续读下去了。
    柳七与朱说也未在这话题上停留太久。
    他们皆偏于务实派,心知纵有千般志向,万般豪情,现一介白身,也是人微言轻,于国于民都无作用。
    比起与志投意和之人进行酣畅淋漓的探讨,最首要的任务,还是得发奋读书,早日下场,望能金榜题名,才有机会实现胸中抱负。
    更何况,单他们准备好了还不够,得盼着朝廷不停贡举才行。
    等二人回过神来,就见自始至终都未参与进探讨来的陆辞,正专心致志地翻看着手中书籍。
    他们不禁愣了一愣,隐隐生出几分赧赧自惭。
    尤其柳七,更是面露讪讪,难得地自省了起来:枉他已活了快二十年,到头来,竟还不如这位小郎君来得稳重!
    陆辞不知二人所想,也没留意对话是何时停下来的。
    他耐心地干啃了一会儿这书,实在觉得无趣,便站起身来,想去甲板上走走,吹吹风来转换心情。
    不料刚轻手轻脚地站起身,另二人就齐刷刷地自书页上抬起头来,目光炯炯地看向了他。
    ……这又是怎么了?
    陆辞只好邀道:“二位可要随我去外头走走?”
    两人自是欣然应下。
    这日乌云密布,阴风怒号,一副大雨将至之势,除仓皇乱飞的沙鸥以外,并无景好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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