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扬天下 作者:何昊远
草原上，蒙轲以科尔沁为中心，短短时日内成功纠集了东土默特等七个部族，展开了一场盛的“秋猎”。这下子，北京的秦牧终于放心了，有了七个小弟做打手，至少短期内，辽东的防务不会出大问题了。
就中原王朝而言，整个北方和西疆，向来都被游牧民族环伺着。而自古以来，西疆和北疆也都是中原王朝耗费精力最多的地方。
西北不稳定，整个中原王朝就难以安生。而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，天生处于被动的地位，游牧民族想来就想，抢完就走，让你防不胜防，追又追不上。大举出兵攻打，耗费巨大不说，还不一定能找到对方决战。
西北的问题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，有必要做一个宏观的规划，有长远细致的布局。
前些天秦牧与大臣们在朝堂上讨论过对外的政策，但那次讨论不够深入，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对外政策构架，更没有可实施的细节。
在中国古代，中原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，在外交方面常常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象明代，要嘛你承认是大明的属国，确定主从朝贡关系，要嘛就和你断绝关系，禁止你前来贸易。
这是一种强势甚至可以说有些粗暴的外交政策，此时的外交往往不是为了解决与周边各国的矛盾，协调各方关切，为本国赢取更大的利益。只是为大明皇帝赢取一个“万国来朝”的虚荣而已。
各朝虽然也设有鸿胪寺、理蕃院这些机构，但从机构名称就不难看出。这种外交机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存在。
这种粗暴的外交方式，不但不能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。反而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战争。比如长久困扰明朝的倭寇问题，谁敢说没有明朝禁止与日本贸易的原因在内呢。
可以说。除了春秋战国时期，曾涌现出苏秦、张仪等一批名垂青史的外交家外。在历朝历代，外交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对外国的政策很少有全面的规划。
作为后来人，秦牧深知这是不对的，而且是非常的不对。
老美够强大了吧，但其主持外交的国务院。却是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。从中不难看出，外交其实是一个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等方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在避免兵戈相见的意愿下，以外交手段为先导解决事务。发展贸易等等，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重要活动。
外交搞好了，有时比你出动十万大军还要管用。
秦牧这些天，正在考虑在现有的六部之外。增设一个外交部。与六部并立，而不再以明朝的鸿胪寺，满清的理藩院这样的机构主管外交。
同时设立一个外交学院，专门培养一些合纵连横的人才。
对于大秦来说，目前的外交重点，自然是解决北疆和西疆的问题。这些游牧民族依然是威胁大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。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要先详细弄清楚问题的内因何在；
游牧民族为什么总是南侵，难道是只因为生性残暴野蛮？或者是相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所迫？不弄清楚这些内因。就没法找出治本之策。
蒙轲纠集了七个部族举行盛大“秋猎”，此举只是解决了短期辽东稳定的问题。这七个部族在跟随大秦征战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会获得很多好处，会因此逐渐强大起来，一但他们强大到一定的程度，本身就会成为大秦最大的威胁，所以，蒙轲此举并不是解决北疆的治本之策。
这天，秦牧再次把司马安、李源、杨慎招到养心殿，一起商议。
杨慎侃侃而谈道：“臣总结了一下，在臣看来，游牧民族南下掠夺，无外于以下几个原因。首先，他们生存环境相对恶劣，不利于农耕，受气候影响极大，水草不丰的年份，则牛羊大量死亡，若是遇上严重的干旱或雪灾，牲口一次死亡过半是常有的事。这迫使他们部分人不得不通过向外掠夺手段来解决生存问题。
其二，游牧民族出产皆是马牛羊驼此类牲口。由于各个游牧部族所出产基本相同，无非都是马牛羊驼，他们没有内部交易的必要，也无法从内部交易中获得紧缺的生活物资。
他们不象中原的农耕百姓一样，各种物资可以自给自足。他们却必须严重依靠对外的交易。比如米谷、茶、盐、铁以及其他生活必须品，他们皆无出产或者难以自足，只能通过对外交易或掠夺来获得。
其三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一直被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在水草肥美的年份，牧民必须向中原大量销售他们的牲口以皮毛制品。
农耕社会主要的财富是土地和粮食，此类财富保值力强。游牧民族主要的财富是马牛羊这些动物，动物在恶年会大量死亡，丰年则因过剩而严重贬值；
所以，凡在草原牲畜繁衍丰年，他们必须向中原倾销。一但此时与中原的交易被阻断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。
臣仔细查过汉唐时期的史料，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，凡匈奴和突厥发动大规模南侵时，国内都无饥馑现象，反而在九次因饥荒而退兵求和。不过，如因人口增加或灾害开始饥馑，草原边缘的小股游牧民被迫铤而走险，侵袭边境的现象是有的，但此类侵袭规模通常不大，史书少有记载。
相反，匈奴每次大规模南侵，都是在其丰年之时。臣细究其因，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出在贸易上，游牧民族一遇丰年，牲口严重贬值，加上中原商人乘机压价，其实际收获甚至不比荒年多几何，遭受了严重的贸易盘剥，而此时又恰恰是他们人壮马肥之时，是以发生大规模南侵往往是在这样的年份。”
杨慎这番话，让秦牧大为诧异，以前他一直以为，游牧民族南侵，多是出于天灾的原因。
秦牧相信杨慎是真的认真查过史书了，绝不敢在这件事上信口开河，那也就是说，导致游牧民族大举南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灾荒。
在丰年，他们在贸易上遇到严重的盘剥，虽然这是自然经济的必然规律，但他们管你这么多？此时他们有人有枪，人壮马肥，那就用武力来说话吧。
弄清楚这些原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，不找到游牧民族南侵的症结所在，你就无法对症下药，制定出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解决方案。
司马安说道：“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的原因绝不仅仅是这些，更多南侵的战争是出于野心家的权力私欲，甚至想取代我中原天子之位。”
秦牧点头说道：“各位说的都有道理，综合这些因素，首先我朝要做的，是绝不能让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游牧部族在周边出现。其次，制定一套完善的外交、边贸制度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用以调控大秦与周边部族的关系。
本王这些天想了很多，在秋春战国时期，出现了苏秦、张仪这样的纵横家，一人可抵一国。但后世各朝，则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人物。
究其原因，无非是春秋战国时，各国是平等的，在这个基础上所展开的是真正的外交。而秦汉之后的各国，皆以天朝上国自居，把所有外夷放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。以至对外交很不重视。自然也就再难出现张仪、苏秦那样的人物。
本王深觉历朝之谬，在表面咱们可以藐视四夷，但私底下咱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，甚至不防把他们放到一个对等的层面上来考虑外交事务。
只有外交做好了，大秦才能确保四境稳定，才不需要经常出兵征讨，损耗国力。所以，本王有意在六部之外，再成立一个外交部，专司外交事务。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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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原上，蒙轲以科尔沁为中心，短短时日内成功纠集了东土默特等七个部族，展开了一场盛的“秋猎”。这下子，北京的秦牧终于放心了，有了七个小弟做打手，至少短期内，辽东的防务不会出大问题了。
就中原王朝而言，整个北方和西疆，向来都被游牧民族环伺着。而自古以来，西疆和北疆也都是中原王朝耗费精力最多的地方。
西北不稳定，整个中原王朝就难以安生。而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，天生处于被动的地位，游牧民族想来就想，抢完就走，让你防不胜防，追又追不上。大举出兵攻打，耗费巨大不说，还不一定能找到对方决战。
西北的问题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，有必要做一个宏观的规划，有长远细致的布局。
前些天秦牧与大臣们在朝堂上讨论过对外的政策，但那次讨论不够深入，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对外政策构架，更没有可实施的细节。
在中国古代，中原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，在外交方面常常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象明代，要嘛你承认是大明的属国，确定主从朝贡关系，要嘛就和你断绝关系，禁止你前来贸易。
这是一种强势甚至可以说有些粗暴的外交政策，此时的外交往往不是为了解决与周边各国的矛盾，协调各方关切，为本国赢取更大的利益。只是为大明皇帝赢取一个“万国来朝”的虚荣而已。
各朝虽然也设有鸿胪寺、理蕃院这些机构，但从机构名称就不难看出。这种外交机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存在。
这种粗暴的外交方式，不但不能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。反而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战争。比如长久困扰明朝的倭寇问题，谁敢说没有明朝禁止与日本贸易的原因在内呢。
可以说。除了春秋战国时期，曾涌现出苏秦、张仪等一批名垂青史的外交家外。在历朝历代，外交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对外国的政策很少有全面的规划。
作为后来人，秦牧深知这是不对的，而且是非常的不对。
老美够强大了吧，但其主持外交的国务院。却是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。从中不难看出，外交其实是一个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等方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在避免兵戈相见的意愿下，以外交手段为先导解决事务。发展贸易等等，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重要活动。
外交搞好了，有时比你出动十万大军还要管用。
秦牧这些天，正在考虑在现有的六部之外。增设一个外交部。与六部并立，而不再以明朝的鸿胪寺，满清的理藩院这样的机构主管外交。
同时设立一个外交学院，专门培养一些合纵连横的人才。
对于大秦来说，目前的外交重点，自然是解决北疆和西疆的问题。这些游牧民族依然是威胁大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。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要先详细弄清楚问题的内因何在；
游牧民族为什么总是南侵，难道是只因为生性残暴野蛮？或者是相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所迫？不弄清楚这些内因。就没法找出治本之策。
蒙轲纠集了七个部族举行盛大“秋猎”，此举只是解决了短期辽东稳定的问题。这七个部族在跟随大秦征战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会获得很多好处，会因此逐渐强大起来，一但他们强大到一定的程度，本身就会成为大秦最大的威胁，所以，蒙轲此举并不是解决北疆的治本之策。
这天，秦牧再次把司马安、李源、杨慎招到养心殿，一起商议。
杨慎侃侃而谈道：“臣总结了一下，在臣看来，游牧民族南下掠夺，无外于以下几个原因。首先，他们生存环境相对恶劣，不利于农耕，受气候影响极大，水草不丰的年份，则牛羊大量死亡，若是遇上严重的干旱或雪灾，牲口一次死亡过半是常有的事。这迫使他们部分人不得不通过向外掠夺手段来解决生存问题。
其二，游牧民族出产皆是马牛羊驼此类牲口。由于各个游牧部族所出产基本相同，无非都是马牛羊驼，他们没有内部交易的必要，也无法从内部交易中获得紧缺的生活物资。
他们不象中原的农耕百姓一样，各种物资可以自给自足。他们却必须严重依靠对外的交易。比如米谷、茶、盐、铁以及其他生活必须品，他们皆无出产或者难以自足，只能通过对外交易或掠夺来获得。
其三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一直被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在水草肥美的年份，牧民必须向中原大量销售他们的牲口以皮毛制品。
农耕社会主要的财富是土地和粮食，此类财富保值力强。游牧民族主要的财富是马牛羊这些动物，动物在恶年会大量死亡，丰年则因过剩而严重贬值；
所以，凡在草原牲畜繁衍丰年，他们必须向中原倾销。一但此时与中原的交易被阻断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。
臣仔细查过汉唐时期的史料，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，凡匈奴和突厥发动大规模南侵时，国内都无饥馑现象，反而在九次因饥荒而退兵求和。不过，如因人口增加或灾害开始饥馑，草原边缘的小股游牧民被迫铤而走险，侵袭边境的现象是有的，但此类侵袭规模通常不大，史书少有记载。
相反，匈奴每次大规模南侵，都是在其丰年之时。臣细究其因，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出在贸易上，游牧民族一遇丰年，牲口严重贬值，加上中原商人乘机压价，其实际收获甚至不比荒年多几何，遭受了严重的贸易盘剥，而此时又恰恰是他们人壮马肥之时，是以发生大规模南侵往往是在这样的年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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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牧相信杨慎是真的认真查过史书了，绝不敢在这件事上信口开河，那也就是说，导致游牧民族大举南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灾荒。
在丰年，他们在贸易上遇到严重的盘剥，虽然这是自然经济的必然规律，但他们管你这么多？此时他们有人有枪，人壮马肥，那就用武力来说话吧。
弄清楚这些原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，不找到游牧民族南侵的症结所在，你就无法对症下药，制定出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解决方案。
司马安说道：“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的原因绝不仅仅是这些，更多南侵的战争是出于野心家的权力私欲，甚至想取代我中原天子之位。”
秦牧点头说道：“各位说的都有道理，综合这些因素，首先我朝要做的，是绝不能让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游牧部族在周边出现。其次，制定一套完善的外交、边贸制度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用以调控大秦与周边部族的关系。
本王这些天想了很多，在秋春战国时期，出现了苏秦、张仪这样的纵横家，一人可抵一国。但后世各朝，则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人物。
究其原因，无非是春秋战国时，各国是平等的，在这个基础上所展开的是真正的外交。而秦汉之后的各国，皆以天朝上国自居，把所有外夷放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。以至对外交很不重视。自然也就再难出现张仪、苏秦那样的人物。
本王深觉历朝之谬，在表面咱们可以藐视四夷，但私底下咱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，甚至不防把他们放到一个对等的层面上来考虑外交事务。
只有外交做好了，大秦才能确保四境稳定，才不需要经常出兵征讨，损耗国力。所以，本王有意在六部之外，再成立一个外交部，专司外交事务。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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