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他的记忆里，张冬梅的个子很高，有些壮，站在班里移动而过，像是一座行走的塔，她很注意仪表，总是站得笔直，她的声音很大，带着尖利的尾音。这位女老师好像是不会笑的，每天都是绷着脸，但是有一天，他们看到张冬梅在和校长说话，他才知道，她并不是不会笑，而是不屑于对着他们这些学生笑。
今天再见到张冬梅，钱江发现，那女人好像没有他记忆里那么高，也没有那么凶残，她也会哭，也会哀求。
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太小，记忆发生了偏差，也有可能，是因为他们变大了。彼时的参照物完全不同。
钱江继续道：“你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们在初中那三年，过着怎样的生活。那时候，我们互相开玩笑，说我们上的不是学，而是进的集中营。”
“表面上看，张老师是位非常好的老师，她带出来的班级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她获过各种的奖项，可是实际上，这个女人是个变态，我们整个班级，都是在她的统治之下。我们每个人，好像是她手中的木偶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残，虐待。这种行为，不是一时的，而是长久的。”
“我该从哪里说起呢？”说到这里，钱江顿了一下，然后整理思路。
“就先说我们的日常吧，每天早上到学校的时候，如果是最后一个到的学生，就不能进入班级，只能站在楼道里听课，所以我们班每天到校，都早得变态。而我们每天，都有繁重的作业，其中最多的就是数学作业，基本晚上十二点前，是不可能上床睡觉的。”
钱江还记得，大冬天早上六点就要爬起来去学校的感觉，他还好，家里有车，有司机带他去，可是其他的同学，要么是步行，要么自行车。到达学校的时候，天色还是黑的，刚刚开始蒙蒙亮，教室里是冷的，冻得学生们瑟瑟发抖。那时候的学校，冬天还是没有空调的。
“只要一上她的课，她一进门就让所有的人集体起立，谁回答对了问题，才可以坐下来，可是数学课，能够有多少的问题？大部分的人，都是站着整节整节地上，她的课下课，喜欢拖堂，从来不让我们去厕所，到了自习课，她就会从教室的后窗探出头来，用那双眼睛俯视着整个教室，我到现在，还记得她那时的目光。”
在钱江的记忆里，那是一种幽冷的目光，像是冰冷的冷血动物，蜥蜴或者是蛇，仿佛那双眼睛里就带着尖利的话语，让人窒息，能够把人刺伤。每次他回头无意间与之视线相交，都要好久才能够平静。
宋文之前一直静静听着，到了这里，忍不住抬起头道：“这些，也只是张老师较为严厉而已。而且，大部分的老师，都是这么做的，并不只是你们一个班为特例。她要求你们早来，意味着她自己也要早起，她给你们布置作业，自己也要去批改，归根结底，是为了提高班级成绩。”
他也上过初中高中，每个班的老师都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行为，面对不听话的孩子，这些约束有时候会比柔声的规劝还有用。
有句话叫做严师出高徒，题海战术，无尽的考试，写不完的作业，这些方法虽然不应提倡，却是有用的。
“不，不一样的。”钱江摇摇头继续道，“她不光是有这些表面的现象，还会体罚学生，女生被她拽着头发扇耳光，她还会用高跟鞋踹人，班里有根教鞭，被她抽断了，就再领一根，有一次，我旁边的男生因为错了一道题，被她扇耳光，从凳子的这一边扇到了另一边，有时候刚吃完午饭，就让我们排着队去跑两千米。”
钱江在遇到张冬梅以后，才第一次知道被人扇了耳光是种什么感觉，啪的一声，头被重重地击向一边，脸上火辣辣地疼，耳朵半天都在耳鸣，脸上会留下红红的手指印，继而肿胀起来。更难受得是一种心理的感觉，让人羞愧难当，而这只是当时张冬梅最基本的责罚。
他们看到过张冬梅的手，手掌很肉，很平，几根指纹像是断裂开来。有同学说这是断掌，这样的人一生孤苦，这样的手，打人最疼。
钱江还记得，有一次张冬梅在打班上一个很老实的女生，打得狠了，女生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带着恨意看向她：“我妈妈说，如果你再打了我，就把你告到教育局去。”
张冬梅狠狠踹了她一脚：“那就去告啊。”
她有恃无恐，因为她知道那女生父母离了婚，而且两人都是平庸的劳动者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和路子。
果然，事情最后不了了之。
听到这里，宋文沉默了，不过，他也遇到过体罚的老师，特别是十年以前，那时候的监管还不像现在这么严，而且那是一个监控还不够普及的年代，学生们很多没有手机。
钱江继续笑着，他的笑容却是越发的酸涩：“如果只是这些，不过是小意思，熬一熬也就过来了，最煎熬的是心理战。只要站在教室里，她就是那间教室的女王，她可以随意制订规则，改变规则。我们所有人，都必须顺着她的意思。有时候，就像是向她摇着尾巴乞讨的狗。”
“她会骂人，会说话侮辱人，那些难听的话语，你难以想象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，为人师表的老师口中说出。”
“她会在我们班里挑拨离间，安插奸细，她鼓励同学们告密，谁告了密，就会得到她的优待。”
“她不光自己打人，还教我们打人，她告诉我们，怎么打人才会更疼，又不留痕迹，扇耳光的时候，手指要并拢，那样对方会耳鸣，头疼。掐人的时候，捏起来肉要往出拽了以后再开始拧，那样才比较疼。”
“历史书和政治书那种厚厚的书本，要卷成卷去打人的后脑，即使是谭姗那样柔弱的女生，也可以把男生打哭。而且，你以为谭姗那样的乖宝宝，好学生就可以幸免遇难？她有连坐制度，谁要是没有完成作业，负责的组长也要一起罚写，班长也要一起挨罚，所以谭姗被罚得是最多的，数学课本一遍一遍的抄，每天都不能早睡。”
“还有，她如果盯上了班里的谁，就让全班去孤立他，打他。那时候，班上有个同学，智商应该是有点问题，每次考试都垫底，她就让我们打她，欺负她，把她的书从楼上扔下去，往她的桌兜里灌水。在她带的食物上吐唾沫，那些都是同学们在她的指示下做的，如果你不去欺负那个女生，你就是她欺负的对象。”
“孟甜甜和那个女生关系挺好的，拒绝欺负她，被她当着全班的面一脚一脚从讲台的后面踹到前面来，她说，‘我要让你们明白，什么叫做杀鸡给猴看。’直到逼着孟甜甜跟从着打了她的朋友，她才善罢甘休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起把那个女生逼退了学。”
钱江继续笑着道：“在毕业之前，我们班的人数比其他班少了5人，这样的班级成绩自然好。那时候，我们就像是被劫匪绑架的人质，连挣扎都忘记了，幸好……我们会毕业。”
那些过往，钱江说得很快，陆司语开始还在记着，到了后来已经有些记不过来，看来只能依靠后期的录音来进行整理。他扳了扳酸涩的手指，抬起头来，从目光和话语中，他就可以感觉到，钱江对这位老师浓烈的恨意。他觉得钱江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
张冬梅无疑是一个追求成果的人，她有很强的争胜欲望，害怕一事无成，在作为老师的时候，她对学生们没有爱，她的种种行为是对学生的苛责。她也会把自己生活，人生的诸多不幸加之在学生们的身上。她通过让学生们对她的恐惧，来让他们变得听话。
那时候的张冬梅，急于升职，加薪，她不满足老师微薄的薪水，她夫妻不合，面临着家庭的压力，生活弄得她焦头烂额，只有在那些学生面前，她才是绝对的王者。
她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，那些行为，会给孩子们的一生造成怎样的心理创伤，有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。
张冬梅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但是她作为一个老师，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，她手下的学生至少有几百人。她教过多少人，就像是把那些稚嫩的孩子都杀了一遍。
陆司语一时有点分不清，这样的罪责，究竟该是有多重。
但是他觉得，这些，并不足以是学生们杀死这位老师的理由。
今天再见到张冬梅，钱江发现，那女人好像没有他记忆里那么高，也没有那么凶残，她也会哭，也会哀求。
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太小，记忆发生了偏差，也有可能，是因为他们变大了。彼时的参照物完全不同。
钱江继续道：“你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们在初中那三年，过着怎样的生活。那时候，我们互相开玩笑，说我们上的不是学，而是进的集中营。”
“表面上看，张老师是位非常好的老师，她带出来的班级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她获过各种的奖项，可是实际上，这个女人是个变态，我们整个班级，都是在她的统治之下。我们每个人，好像是她手中的木偶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残，虐待。这种行为，不是一时的，而是长久的。”
“我该从哪里说起呢？”说到这里，钱江顿了一下，然后整理思路。
“就先说我们的日常吧，每天早上到学校的时候，如果是最后一个到的学生，就不能进入班级，只能站在楼道里听课，所以我们班每天到校，都早得变态。而我们每天，都有繁重的作业，其中最多的就是数学作业，基本晚上十二点前，是不可能上床睡觉的。”
钱江还记得，大冬天早上六点就要爬起来去学校的感觉，他还好，家里有车，有司机带他去，可是其他的同学，要么是步行，要么自行车。到达学校的时候，天色还是黑的，刚刚开始蒙蒙亮，教室里是冷的，冻得学生们瑟瑟发抖。那时候的学校，冬天还是没有空调的。
“只要一上她的课，她一进门就让所有的人集体起立，谁回答对了问题，才可以坐下来，可是数学课，能够有多少的问题？大部分的人，都是站着整节整节地上，她的课下课，喜欢拖堂，从来不让我们去厕所，到了自习课，她就会从教室的后窗探出头来，用那双眼睛俯视着整个教室，我到现在，还记得她那时的目光。”
在钱江的记忆里，那是一种幽冷的目光，像是冰冷的冷血动物，蜥蜴或者是蛇，仿佛那双眼睛里就带着尖利的话语，让人窒息，能够把人刺伤。每次他回头无意间与之视线相交，都要好久才能够平静。
宋文之前一直静静听着，到了这里，忍不住抬起头道：“这些，也只是张老师较为严厉而已。而且，大部分的老师，都是这么做的，并不只是你们一个班为特例。她要求你们早来，意味着她自己也要早起，她给你们布置作业，自己也要去批改，归根结底，是为了提高班级成绩。”
他也上过初中高中，每个班的老师都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行为，面对不听话的孩子，这些约束有时候会比柔声的规劝还有用。
有句话叫做严师出高徒，题海战术，无尽的考试，写不完的作业，这些方法虽然不应提倡，却是有用的。
“不，不一样的。”钱江摇摇头继续道，“她不光是有这些表面的现象，还会体罚学生，女生被她拽着头发扇耳光，她还会用高跟鞋踹人，班里有根教鞭，被她抽断了，就再领一根，有一次，我旁边的男生因为错了一道题，被她扇耳光，从凳子的这一边扇到了另一边，有时候刚吃完午饭，就让我们排着队去跑两千米。”
钱江在遇到张冬梅以后，才第一次知道被人扇了耳光是种什么感觉，啪的一声，头被重重地击向一边，脸上火辣辣地疼，耳朵半天都在耳鸣，脸上会留下红红的手指印，继而肿胀起来。更难受得是一种心理的感觉，让人羞愧难当，而这只是当时张冬梅最基本的责罚。
他们看到过张冬梅的手，手掌很肉，很平，几根指纹像是断裂开来。有同学说这是断掌，这样的人一生孤苦，这样的手，打人最疼。
钱江还记得，有一次张冬梅在打班上一个很老实的女生，打得狠了，女生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带着恨意看向她：“我妈妈说，如果你再打了我，就把你告到教育局去。”
张冬梅狠狠踹了她一脚：“那就去告啊。”
她有恃无恐，因为她知道那女生父母离了婚，而且两人都是平庸的劳动者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和路子。
果然，事情最后不了了之。
听到这里，宋文沉默了，不过，他也遇到过体罚的老师，特别是十年以前，那时候的监管还不像现在这么严，而且那是一个监控还不够普及的年代，学生们很多没有手机。
钱江继续笑着，他的笑容却是越发的酸涩：“如果只是这些，不过是小意思，熬一熬也就过来了，最煎熬的是心理战。只要站在教室里，她就是那间教室的女王，她可以随意制订规则，改变规则。我们所有人，都必须顺着她的意思。有时候，就像是向她摇着尾巴乞讨的狗。”
“她会骂人，会说话侮辱人，那些难听的话语，你难以想象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，为人师表的老师口中说出。”
“她会在我们班里挑拨离间，安插奸细，她鼓励同学们告密，谁告了密，就会得到她的优待。”
“她不光自己打人，还教我们打人，她告诉我们，怎么打人才会更疼，又不留痕迹，扇耳光的时候，手指要并拢，那样对方会耳鸣，头疼。掐人的时候，捏起来肉要往出拽了以后再开始拧，那样才比较疼。”
“历史书和政治书那种厚厚的书本，要卷成卷去打人的后脑，即使是谭姗那样柔弱的女生，也可以把男生打哭。而且，你以为谭姗那样的乖宝宝，好学生就可以幸免遇难？她有连坐制度，谁要是没有完成作业，负责的组长也要一起罚写，班长也要一起挨罚，所以谭姗被罚得是最多的，数学课本一遍一遍的抄，每天都不能早睡。”
“还有，她如果盯上了班里的谁，就让全班去孤立他，打他。那时候，班上有个同学，智商应该是有点问题，每次考试都垫底，她就让我们打她，欺负她，把她的书从楼上扔下去，往她的桌兜里灌水。在她带的食物上吐唾沫，那些都是同学们在她的指示下做的，如果你不去欺负那个女生，你就是她欺负的对象。”
“孟甜甜和那个女生关系挺好的，拒绝欺负她，被她当着全班的面一脚一脚从讲台的后面踹到前面来，她说，‘我要让你们明白，什么叫做杀鸡给猴看。’直到逼着孟甜甜跟从着打了她的朋友，她才善罢甘休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起把那个女生逼退了学。”
钱江继续笑着道：“在毕业之前，我们班的人数比其他班少了5人，这样的班级成绩自然好。那时候，我们就像是被劫匪绑架的人质，连挣扎都忘记了，幸好……我们会毕业。”
那些过往，钱江说得很快，陆司语开始还在记着，到了后来已经有些记不过来，看来只能依靠后期的录音来进行整理。他扳了扳酸涩的手指，抬起头来，从目光和话语中，他就可以感觉到，钱江对这位老师浓烈的恨意。他觉得钱江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
张冬梅无疑是一个追求成果的人，她有很强的争胜欲望，害怕一事无成，在作为老师的时候，她对学生们没有爱，她的种种行为是对学生的苛责。她也会把自己生活，人生的诸多不幸加之在学生们的身上。她通过让学生们对她的恐惧，来让他们变得听话。
那时候的张冬梅，急于升职，加薪，她不满足老师微薄的薪水，她夫妻不合，面临着家庭的压力，生活弄得她焦头烂额，只有在那些学生面前，她才是绝对的王者。
她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，那些行为，会给孩子们的一生造成怎样的心理创伤，有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。
张冬梅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但是她作为一个老师，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，她手下的学生至少有几百人。她教过多少人，就像是把那些稚嫩的孩子都杀了一遍。
陆司语一时有点分不清，这样的罪责，究竟该是有多重。
但是他觉得，这些，并不足以是学生们杀死这位老师的理由。